她的家族在杭州有“高半城”之称 杭州大家闺秀的百年家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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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著名翻译家杨苡去世，享年104岁。
她是第一个将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以《呼啸山庄》之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她的先生赵瑞蕻则是中国翻译《红与黑》的第一人。伴随着杨苡去世的消息，她生前唯一留下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成了大家争相阅读的回忆录。从1919年到今天，这是一部大家族的回忆史，更是百年中国的发展史记录。其实，在杭州，也有一部来自大家族女儿留下的知名回忆录《山居杂忆》，被读者誉为半部《红楼梦》，半部《金粉世家》。这是一位杭州大家闺秀的百年家族记忆，更是一部传统中国的温情记录。《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身“簪缨之家”《读库》主编张立宪曾说，杨苡的家庭是所谓“最后贵族”“簪缨之家”。1919年，杨苡在天津一个大家族出生，祖辈上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杨苡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是杨苡的哥哥，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夫人戴乃迭一起，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被认为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苡和先生赵瑞蕻都是著名翻译家。2022年底，杨苡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1999年，84岁的赵瑞蕻病逝于南京；2009年杨宪益去世，终年94岁；2017年12月，杨敏如离世，享年102岁。“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成了“可感，可念”的回忆。西南联大的记忆里都是好玩的事1938年7月7日，19岁的杨苡离开天津，前往昆明，由此开启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联大的日子是清苦的，杨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就成了透明的门帘。但生性乐观贪玩的杨苡反而以此为乐，“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在杨苡的记忆里，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趣事。比如联大女生们最期待的老师是闻一多和陈梦家，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吴宓给大家上“欧洲文学史”，杨苡记得的却是吴先生这样的模样：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走进教室，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大家笑了又笑。一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吴宓还直接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关于沈从文的记忆也是如此，初次在青云街遇到沈从文，她记得的是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沈从文在众人面前讲话，具体说了些什么，杨苡早已忘记了，只记得桌上老有苍蝇在零食上面飞，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她看了想笑又不敢笑。
她是第一个将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以《呼啸山庄》之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她的先生赵瑞蕻则是中国翻译《红与黑》的第一人。伴随着杨苡去世的消息，她生前唯一留下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成了大家争相阅读的回忆录。从1919年到今天，这是一部大家族的回忆史，更是百年中国的发展史记录。其实，在杭州，也有一部来自大家族女儿留下的知名回忆录《山居杂忆》，被读者誉为半部《红楼梦》，半部《金粉世家》。这是一位杭州大家闺秀的百年家族记忆，更是一部传统中国的温情记录。《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身“簪缨之家”《读库》主编张立宪曾说，杨苡的家庭是所谓“最后贵族”“簪缨之家”。1919年，杨苡在天津一个大家族出生，祖辈上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杨苡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是杨苡的哥哥，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夫人戴乃迭一起，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被认为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苡和先生赵瑞蕻都是著名翻译家。2022年底，杨苡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1999年，84岁的赵瑞蕻病逝于南京；2009年杨宪益去世，终年94岁；2017年12月，杨敏如离世，享年102岁。“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成了“可感，可念”的回忆。西南联大的记忆里都是好玩的事1938年7月7日，19岁的杨苡离开天津，前往昆明，由此开启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联大的日子是清苦的，杨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就成了透明的门帘。但生性乐观贪玩的杨苡反而以此为乐，“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在杨苡的记忆里，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趣事。比如联大女生们最期待的老师是闻一多和陈梦家，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吴宓给大家上“欧洲文学史”，杨苡记得的却是吴先生这样的模样：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走进教室，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大家笑了又笑。一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吴宓还直接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关于沈从文的记忆也是如此，初次在青云街遇到沈从文，她记得的是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沈从文在众人面前讲话，具体说了些什么，杨苡早已忘记了，只记得桌上老有苍蝇在零食上面飞，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她看了想笑又不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