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贾者”杭州，民营经济摇篮的底色

关于浙江民营经济的活跃，有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每26个浙江人中，就拥有一家企业”。从这番描述中可见，浙江民企发展生态之活跃。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展现出“头雁风采”。根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杭企的上榜数量高达41家，已连续20年取得全国第一。

如果将时间倒回民营经济萌芽的20世纪70年代末，一定很难想象，在杭州这个没有矿产资源，没有深水良港，也没有国家政策扶持和大型项目投资的地方，竟然孕育出数目如此众多的优秀民营企业，成为中国民营经济重要的摇篮。

关于新中国民营经济的源起，大众普遍印象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但浙江的民营经济萌芽，可能要来得更早。其中，杭州萧山区，正是最早形成这一氛围的地区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萧山人就已经开始下海经商，里畈人(萧山北海塘以南地区称为里畈，北海塘以北沙地区称为外畈)用“鸡毛换糖”，外畈人背上蛇皮袋收鸡肫干皮、甲鱼壳，沙地农民卖萝卜干、倒笃菜，跑遍全国。

这种源于浙江“行商”传统的商业行为，造就了当地人敢想敢做的性格，催生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萧山掀起了兴办社队企业的热潮，至1975年，萧山全县创办了317家社队企业、1098家队办企业，基本实现队队有企业，总产值达到4700余万元，可以说远远地走在了时代前列。1975年5月20日《浙江日报》发表了对萧山东方红（西兴）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道，更是鼓舞了各地创办社队企业的信心。

在这一阶段，由队社企业引发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在计划体制之外推动了萧山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从中崛起了杭州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1969年，当25岁的鲁冠球刚刚开启创业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他靠东拼西凑来的4000元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那时候的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之下，生产和采购都需要国家统一下放的配额。没有设备，他就只能去找别人淘汰的二手设备。为了拿到原材料，他整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收购废旧钢材。

但是，产品生产出来也需要销售指标。鲁冠球在制度之中找到了一条让企业活下来的缝隙，为周边的公社农具提供配套，生产犁刀、铁耙、轴承、万向节等五花八门的产品。到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年产值已达到300多万元，工厂已有400多号人，员工最高年收入超过了1万元。这个数字至今读起来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令人称奇的是，没有接受过任何商业训练的鲁冠球，很早就对工厂的管理方法作出了探索。在1971年，他就提出了计件工资制，实行按劳分配，而这一制度，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被国营厂采用。更令人惊讶的是鲁冠球的商业直觉，鲁冠球回忆1978年他就开始思考，“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到1980年，鲁冠球做了个决定，今后将精力只放在“万向节”上，这成为日后万向集团的企业基石。

从鲁冠球身上可以看到杭州初代民营企业家的特质，他们普遍出身寒微，为了创业什么苦都能吃，从生产到销售几乎一肩挑。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商业训练，却有着惊人的市场直觉和超前的市场化理念。相较同时代的民企，他们更早地进入对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因而企业更能顺应时代发展做大做强。

随着改革开放到来，队社企业改为乡镇企业，迅速走上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并在之后很长时间成为一股活跃的经济力量，迅速推动了杭州经济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关于改革道路一直争论不休，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和社会地位缺乏基本保障，潜在的所有制和经营机制问题日益暴露。幸运的是，由于基层政府从队社企业发育之初，就形成典型的市场化逻辑，给予企业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这种开明的思想，让接下来的企业改制得以顺利推进。

1988年，当私有企业被赋予合法地位时，鲁冠球通过管理层赎买的方式将工厂转换为私有企业，万向成为杭州第一代成功转制的民营企业。其后，万向集团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关于企业改革的“倒春寒”，这让不少私营企业主感到了压力。萧山宁围镇一个叫徐传化的化工厂老板正是其中之一，十年前他就已经被批过一次，可谓心有余悸，甚至认真考虑要不要关闭工厂。

徐传化收到当地政府颁发的奖状和大红花

地方政府得知后，及时送上了定心丸。那年底，宁围镇突然通知徐传化前去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会场，宁围镇主要领导颁给他一张“劳动模范”奖状和一朵大红花。获奖者和领导合影时，他还被安排和领导站在一起。这在当时，是对企业主莫大的鼓舞，表明了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肯定和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发展。徐传化一直纠结不安的心放了下来，全身心放到生产经营中。

这家工厂正是今天传化集团的前身，如今该企业已在功能化学品、硅基新材料、作物保护等领域，技术水平和市场地位居行业前列。从这一案例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坚定支持，对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经济进入一轮快速增长期。1980年，杭州城乡个体工商户仅有一千余户，到1992年底已增长到11.73万户、19.86万人。而杭州市1992年户籍人口总数为582.4万人，也就是说，此时每30个杭州人中就有一人经商，民营经济摇篮的底色已经逐渐呈现。

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时，杭州于90年代中期实施了《杭州市企业改革三年规划》，又以超前的眼光制定了鼓励市外大企业集团公司总部迁入杭州并为其工作人员解决户籍关系等服务措施，当年有 5 家民营大企业集团总部进入杭州，1997年又有 15 家民营企业集团迁入。杭州民营经济终于集聚成势，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和对财税的贡献逐年上升，进入21世纪后很快超过了50%。

新世纪伴随着互联网浪潮到来，不但改变了资讯的流动方式，也推动社会各个层面发生巨大的革命。杭州企业家们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机遇，开始发力“新经济”。

当时的阿里巴巴还只是个没多少人在意的小企业，但马云已经确定目标“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还放出豪言：西雅图今天讲，我有微软，我有波音；纽约今天说，我有IBM；我们希望有一天，杭州人说，我们有阿里巴巴。

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清楚。马云将豪言变成了现实，他也不吝将阿里的成功贴上杭州标签，他曾公开表示“没有杭州，就没有马云，也就不会有阿里巴巴”。在阿里系的孵化发展中，杭州为之提供了许多“第一次”的试验场：第一个淘宝订单、第一次扫码支付、第一笔生活缴费、第一张电子证照、第一个无感停车……这些“第一”不仅助力企业快速成长，也让互联网基因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互联网中心始终在北京，随着阿里系的崛起带动杭州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杭州也逐渐成长为互联网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2000年杭州提出 “信息港” “医药港”两港建设，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也在此后迅速崛起。海康威视的陈宗年、大华股份的朱江明，在创业初期都已有较为丰富的技术研发经验，二者的公司在2001年相继诞生，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打响“世界安防看中国，中国安防看杭州”的招牌，如今也在推动着杭州数字安防产业向视觉智能产业再到智能物联产业的跃迁。

相比上一代，这一阶段崛起的杭州企业家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经济问题有着广阔的视野，对当下中国最需要什么具有良好的感知。从陈宗年、朱江明等人身上可以看出，当新的浪潮来临时，企业家具有行业相关专业背景尤为重要，这些经验可以帮助他们判断新业态如何形成并成功抓住机遇，这也成为杭州第二代民营企业家的标签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中国凭借自身努力在全球率先走出衰退的阴影。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特征：互联网技术进入变革的尾声，从百花齐放进入巨头时代，“反全球化”浪潮开始成为新的趋势，世界开始走入新一轮动荡周期……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更高水平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沿着产业转型升级的脉络，拥有更高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新一代企业家开始走向舞台，知识和资本的高度密集成为这一阶段民营企业的特征。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根据Nature的统计，现实中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耗费资金约26亿美元，而且临床成功率不到10%。想要在这一赛道寻求突破，困难是如此具体，不过这依然没能阻挡企业家们奋起攻关的决心。

鸿运华宁（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景书谦，正是在“做一款能叫上自己名字、印上中国人名字的新药”的抱负驱动下，于2010年选择回国来杭创业。在杭州，他获得了政策、资本等支持，如今，鸿运华宁已在其攻坚的创新药领域，走出了一条研发领域和研发技术均体现差异化的研发之路。

此外，该领域近年崛起的许多公司，如安域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谭俊、健艾仕生物医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傅新元、百力司康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魏紫萍等，也都拥有类似的超高专业和技术背景，自身就是企业创新力的推动者。

进入科创时代后，企业与城市的相生变得更加紧密，城市创新实力的价值在这一阶段更加凸显，“名企+名院”的深度联动，为杭州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起到加速推动的作用。如传化集团与浙大科创中心联合成立的新能源材料创新中心、杭州高烯科技有限公司和天目山实验室建立的关键技术攻关合作等，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充分智力支持。

当前，在那些决定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杭州民企也在致力领跑，如涉及人工智能产业底层支撑的阿里云、膜材料领域拥有极高技术壁垒的科百特、生物医药研发服务龙头的泰格医药等。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考察得出结论，企业家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之上。一个地方研发密度高，一定是这个地方企业家密度相对高，市场化程度高，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如此。

如今的杭州已拥有全国领先的研发密度，截至2022年底，杭州的发明专利数量达到12.28万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在全球前100个最具活力的科技活动集群中，杭州排名第14位。基于张维迎的判断和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杭州优良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家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预期，极大地激发企业的创造力，进而又为杭州抢占新一轮产业制高点带来更多机遇。

历经数轮成长周期的洗礼，民营经济已成为杭州实际意义上的“铁柱钢梁”。2022年，杭州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11433亿元，占GDP比重为61.0%；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0.7%；民营企业货物出口3689亿元，占全市货物出口的71.8%；年末全市私营企业79.97万户，个体工商户达79.56万户。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杭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看似并无路线预设，内在却清晰隐藏着一条市场化的坚定逻辑，成为杭州民营经济兴盛发展的底色。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时创造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现在创业的模式、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那样一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永远需要的。”这正是对勇立民营经济潮头的企业家们最好的总结和期许。